貳、台灣性教育發展脈絡
二、台灣性教育的派別區分及其論述模式
Schools of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in Taiwan
（一）婚家派的性教育
1977 年性衛生教育學者晏涵文返台，於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任教，開授家庭與衛生教育、學校性教育、人類性學等課程，並在《中國時報》撰寫「性、愛、婚姻」專欄。39晏涵文，〈回顧台灣學校性教育（1977-2021）〉，《台灣性學學刊》28（2022.12），頁 57。 此前，泌尿科江萬瑄、精神科文榮光等醫師也透過投稿報紙、演講來宣導性教育。
1989 年 8 月，杏陵醫學基金會董事長、婦產科醫師陳東瀛，在臨床工作中發現，經常遇到缺乏性知識而「未婚生子」40「未婚懷孕」被視為問題，用以譴責婚姻家庭之外的性關係，此處以括號表示對此用語的疑慮，須留意未婚懷孕與非預期懷孕（unintended pregnancy）在概念上的差異。〈未婚懷孕正名「非預期懷孕」〉，《自由時報》，2006 年 8 月 28 日。 的母親，因此設立「家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杏陵基金會主張的「負責任的性」必須立基於「愛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單偶婚家制，旨在促進幸福美滿、和諧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工作項目涵蓋學術研究、師資培訓、性教育教材出版及推廣、教育訓練、輔導諮詢等，現由晏涵文任董事長，性衛生教育學者高松景任執行長。41林燕卿，〈台灣性教育歷史回顧及未來發展方向〉，《性學研究》1: 2（2010.7），頁 4。杏陵醫學基金會 家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網站。
圖片來源：杏陵醫學基金會官網
1991 年 5 月，婦產科醫師李鎡堯、泌尿科醫師江漢聲，與晏涵文等人，組成「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該會在 2001 年改為「台灣性教育協會」，2009 年改稱「台灣性教育學會」（以下簡稱性教育學會），以突顯性教育的學術性。性教育學會主張性教育是「發揚人性，支持美滿家庭生活，對自己性行為負責的教育」，且是人格教育、愛的教育，乃至全人教育的一環。
性教育學會歷年舉辦性教育、性諮商、性治療等工作坊，且積極參與國際性學盛會，成為亞洲性學聯盟、世界性學聯盟的成員。該學會在 1996 年，主辦國際愛滋病會議，以及亞洲性學會議二大重要國際會議。出版品則有《性教育通訊》和 1995 年起發行《台灣性學學刊》半年刊。42學會簡介，台灣性教育學會網站。
圖片來源：台灣性教育學會官網
從以上組織歷程來看，婚家派的性教育學者多以性醫學、性衛生等生物醫學的觀點出發，初期在報章媒體宣導，解嚴後開始進行組織工作。性教育學會雖與杏陵基金會的成員高度重疊，理念也相近，但後者以教育推廣為主軸，前者則具有學術性格。
在這二組織相互配合下，台灣的性教育領域，從教學教材及教師養成，到學術研究，幾乎壟罩在性醫學的論述之下，且可能淪為「維繫異性戀健全婚姻家庭」的工具。
那麼，婚家派到底如何透過性醫學與性衛生來談論性教育呢？
晏涵文對性教育的定義，來自他對英文 Sexuality 概念的理解，他認為這是與性有關的一切層面，包含性生理、性心理、性倫理、性法理、性病理等，因此譯作「全人的性」。在方法上，則是採取人類性學的科學研究成果，來達成美滿婚姻、幸福家庭，及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43晏涵文，〈性教育 Sexuality Education〉，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典》。 然而，學術界對 Sexuality 的翻譯並沒有共識，曾有性意識、性相、社會性、性機制等譯法，44紀大偉，〈「如何翻譯 sexuality」演講紀實〉，《婦研縱橫》101（2014 年 10 月），頁 84-89。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則將 sexuality education 譯為性教育，而 holistic sexuality education 譯為全人性教育、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譯為全面性教育。45葉德蘭，〈烟遠路迢迢─台灣施行全面性教育的前世今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2022.1），頁 126。
性教育學會成員深受晏涵文的影響，如高松景、鄭其嘉等，進一步發展「全人 123」的性教育，1 指涉以愛為核心價值，2 代表從 1 衍生出的愛人與自尊的概念，3 則是全面性教育的三道防線：延後發生性行為、教導較安全的性行為、萬一懷孕怎麼辦。46高松景等，〈心理健康與發展性教育〉，頁 519。
性別教育學者游美惠認為晏涵文的論述僅強調正面、健康、正常與科學知識，不太涉及社會文化的權力關係，並將同性戀連結到愛滋病、性雜交等課題，是恐同論述。47游美惠，〈性/別平權教育與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1999.5），頁 33-34。游美惠，〈身體、性別與性教育：女性主義的觀點〉，《性別教育最前線：多元文化的觀點》（台北：女書，2005），頁 143-177。
2000 年，晏涵文的學生，且具備杏陵醫學基金會性教育中心工作經歷的林燕卿，至高雄樹德科技大學成立人類性學研究所，並發行《性學研究》期刊。2005 年，林燕卿等人成立「台灣性學會（Society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 in Taiwan）」，並建立性教育、性諮商、性治療的知能培訓與認證機制，近年來的活動則關注多元性別、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等議題，與性教育學會的性質與理念略有不同。
2013 年，新竹教育大學（2016 年改為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開辦性/別教育發展中心，該中心主任丁雪茵是反同婚立場的學者，48丁雪茵是真愛聯盟成員，曾多次發表反同婚言論。見黃淑玲，〈政治意志與社會資本對性別平等機制的影響：以柯文哲市長與台北市女委會為例〉，《女學學誌》47（2020.12），頁 77。 他們每年邀請晏涵文、鄭其嘉、高松景等性教育學會的學者，舉辦性教育論壇，並設立真善美教學資源分享網，分享性教育、情感教育、性霸凌及性取向等教案。從網站可知，他們的立場與性教育學會大致相同，以健全的生命品格的培養為核心價值。49國立清華大學性/別教育發展中心；真善美教學資源分享網。
綜上所述，婚家派是從婚姻家庭的幸福美滿為藍圖來構思性教育，且較忽視父權社會的結構問題，是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的論述。這個理念更像是守貞加避孕（ABC）的性教育模式，而不是全面性教育（CSE）或歐洲版的全人性教育（HSE）模式。
（二）女性主義的性教育論述（1982 迄今）
在我們社會上，比較缺乏正常健康的性教育，男女兩性之間，既缺乏友好、自然的身體語言，又充斥著性別兩極化的對人身不夠尊重的侵害。同時一般家長，在面臨孩子的性問題及孩子不幸在學校遭到少數師長的性騷擾及上下學，孩子在路上或巷口遇見暴露下體或其他性騷擾情況時，往往由於父母子女之間沒有將性看成健康的事情而無法溝通。......。所以推行正確的性教育，不但可幫助父母與子女之間溝通性問題，更可教導孩子進一步防範性騷擾。1〈性騷擾與性教育有什麼關係？〉，《婦女新知》25（1984.3），頁 36。
1980 年代的婦女新知，已發現性騷擾問題的嚴重性，並試圖從性教育來防止性騷擾案件的發生。然而，在這本性騷擾與性教育專題中，女性主義者仍聚焦在性騷擾的法律問題，而在性教育的層次，則轉載《婦幼通訊》兩篇由醫師執筆的文章，仍是以異性戀婚姻家庭為導向的性教育。在這個時期，婦女新知與一些性學／醫學專家有著相似的理念，都希望建立自由、公開的討論風氣，並克服「推行性教育會造成性氾濫」等性道德的反彈。52黃國彥，〈青少年的性知識與態度〉，《婦女新知》25（1984.3），36-38。鍾思嘉，〈如何實施青少年的性教育〉，《婦女新知》25（1984.3），39-41。
圖片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官網
解嚴後，婦女團體開始倡議「兩性平等教育」。1994 年，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遠哲為首，政府推動了教育改革，並在 1996 年的教育改革報告書中，納入兩性平等教育的教改政策。1996 年，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遇害身亡，婦女團體在12月21日發起「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立法院也迅速通過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這個法律底下，明文要求中小學應實施 4 小時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1997 年 3 月，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另發行《兩性平等教育季刊》，宣傳兩性平等教育的精神與理念。53蘇芊玲，〈兩性平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性屬關係（下）》（台北：心理，2002），頁 319-338。
1990 年代，校園性騷擾事件頻傳。1994 年 5 月 22 日，婦女新知與台灣女性學學會、大學的女研社發起「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喊出實施兩性平等教育、制定性騷擾防治處理法、加強校園安全、強暴改為公訴罪、廢除軍護系統並促使輔導體系專業化、盡速通過男女工作平等法等訴求。在反性騷擾大遊行當中，中央大學教授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把你剪光光」的口號，遭媒體斷章取義為要求女性的性高潮，從而使得女性主義們分道揚鑣。54游鑑明，〈明明月照來時路：台灣婦運的歷史觀察〉，收於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下）》（台北：心理，2002）頁 212-216。
女性主義者在反性騷擾的討論中積極思考校園性教育的缺陷，這些女性主義者分為兩種立場，一是性別平等論述，強調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開展以性別平等為目的的性教育課程；另一是性解放論述，以多元、開放的角度理解學生間的性與情感互動。以下，本文分別討論這兩派論述的內涵及發展。
1. 性別平等派的性教育
1998 年《兩性平等教育季刊》創刊後，第 7 期便以「從性教育到兩性平等教育」為專題，討論兩性平等的性教育內涵。時任教育部兩性平等委員會委員的公共衛生學者張珏認為，兩性平等教育應將社會建構視為造成男女差異的主因，藉此破除刻板印象、檢視歧視現象。兩性平等的性教育與西方性行為革命後造成的影響有關，包括：
- 對各種性行為形式的包容
- 削減傳統父權的性道德標準
- 由生殖到享樂的目標改變
- 社會規範的轉變
因此，她主張應理解社會文化如何建構性別意識，不同意晏涵文所倡導的「符合社會與道德所能接受的性態度與行為」。55張珏，〈性教育／兩性教育／性別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1999.5），頁 17-23。
並且，張珏建構了一套兩性教育的概念架構，不同於晏涵文將性教育分為生殖與婚姻家庭二部分，她更重視社會文化、法律制度等對性態度及性行為的規範與影響（見圖二）。56張珏，〈性教育／兩性教育／性別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1999.5），頁 17-23。
儘管張珏抱持性別的社會建構論，但仍以「兩性平等教育」稱之。另一位女性主義者劉仲冬則意識到跨性別等性少數的存在，改以「性別教育」，而非止於兩性。劉仲冬主張的性教育，是從正面的態度與看法教授生理知識、生物性行為、兩性關係與社會性角色，她認為性教育時常採生物決定論的立場，缺乏性別平等的關懷。57劉仲冬，〈性別教育之我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1999.5），頁 24-27。
性別平等教育的另一轉捩點，是發生在 2000 年 4 月 20 日的葉永鋕事件。屏東縣高樹國中學生葉永鋕因其陰柔特質而遭受校園霸凌，習慣在下課前 5 分鐘上廁所，這天，他在廁所遇難，過了許久才有同學發現，送醫搶救仍不治身亡。此案件纏訟 7 年之久，最後校方因「未營造安全合乎衛生之環境，以維護學生在校時之人身安全」，被法院以過失致死論罪。59吳方稜、黃怡菁，〈永遠 15 歲的玫瑰少年─葉永鋕：你還記得這位孤身倒臥廁所血泊逝世的少年嗎？〉，《親子天下》，2022 年 4 月 13 日。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擁抱玫瑰少年》，台北：女書文化，2006。
2000 年 12 月，在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介入調查後，宣告改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原先在草擬的兩性平等教育法也改成「性別」二字，並在 2004 年通過。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當中，明定「學校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特質及性傾向」。60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2004），頁 225-226。 從「兩性」到「性別」，意味著性別平等的性教育推動，不再侷限男、女平等的思維，也看到性傾向、性別認同等多元的面貌。
圖片來源：王吟芳，〈同學欺凌致上課如廁 地板濕滑校方有責〉（2006 年 9 月 14 日），《蘋果日報》
性別平等立場的學者們除了從 1990 年代的性騷擾、性侵害等暴力事件，以及葉永鋕的性霸凌事件，反省本地的性別歧視與偏見，也積極借鑑西方國家的經驗，開拓視野。其中，瑞典的性教育被視為典範。
曾任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的蘇芊玲，積極引介瑞典性教育的資訊。她指出，瑞典在瑞典性教育協會（RFSU）的努力下，以「責任共擔、快樂共享」為準則，肯定性帶來親密愉悅等正面意義及當事者所應學習、負責的事情，在 1955 年起推動中小學的性教育。61蘇芊玲，〈瑞典性教育，為何打動人心？〉，《婦女新知通訊》237（2002.4），頁 11-12。 2002 年，瑞典性教育工作者 Erik Centerwall 來台灣訪問，分享了瑞典性教育協會主張的選擇的自由（Freedom to Choose）、愉悅的自由（Freedom to Enjoy Pleasure）、做自己的自由（Freedom to be Yourself）等原則，並將性與愉悅、身分認同相連，而不限於與愛、生殖有關。62吳怡卿，〈打動人心親近經驗的性教育座談紀實〉、林昱貞〈新世紀性教育師資培育工作坊後繼〉、楊佳羚，〈與瑞典性教育對話─新世紀性教育師資培育工作坊紀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002.10），頁 80-101。
葉永鋕事件發生後，2002 年，一群基層教師組成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致力於消除校園性別歧視，並建構多元平等的社會環境。63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員受到 Erik Centerwall 的影響，著手設計以性別平等為基礎的性教育教材。2003 年，蘇芊玲主編《性要怎麼教？─性教育教師自學手冊》，以活動式的設計，讓學生思考性的生理、自我認同與形象、情慾與關係、醫療與疾病、社會文化等多重面向。64蘇芊玲主編，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策劃，《性要怎麼教？─性教育教師自學手冊》，台北：女書文化，2003。
圖片來源：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官網
總結來看，性別平等之性教育論述，發端於 1980 至 90 年代的校園性騷擾事件，論者倡導充足的性知識、正確的性態度與合宜的性行為；並在 2000 年葉永鋕事件後，更重視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在教育現場的困境。而在與瑞典性教育協會交流之後，性平派更重視教學現場的互動與思辯、開放對話，試圖發展本土教材。
2. 性解放派的性教育論述
1995 年，性解放立場的女性主義學者何春蕤在中央大學開設「性／別研究室」（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作為批判「性別唯一（Gender-Only）」所形成的治理建制，與推動性解放運動的學術基地。1997 年，中央大學連結桃園縣地方政府的資源，推動桃園地區國中、小教師的性別教育培訓，並出版《性／別教育通訊》、《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專著，以及課程教學資料庫「青少年性／別教育」。65相關資料參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網站。
何春蕤認為性／別教育不應依靠以既定道德共識為本的教案，也不能只靠著衛教專家或女性主義者的指導，因這些角色往往擁護既有的性觀念，無法突破框架。66何春蕤，《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元尊文化，1998），頁 8。 她領軍的性解放派女性主義，試圖打破壓抑的、羞恥的、道德掛帥的性教育，以及強調兩性分界的性別教育。67何春蕤，〈性教育與性別〉，《進步的性教育》，2000。
在一篇文章之中，何春蕤指出中、小學教師面對的兩大隱憂，一是性侵害、性暴力案件的陰影，二是學生頻繁發生的感情與身體互動。對於性暴力案件，她主張積極改變女性受暴處境，並培養女學生應對事件的方法，而非一味的規範女性穿著與行為舉止；對於學生間的愛情與身體的情慾探索，她拒絕對青少年施行禁止、懲罰式的教育，而是要求教師認識那些沒有形成惡果的戀情，來協助遇到愛情、情慾探索問題的學生。68何春蕤，〈中小學教師的兩大隱憂與性別教育改革〉，《性／別教育通訊》創刊號（1997.12）頁 4-12。
可惜的是，這些性解放立場的學者，因 1997 年的公娼事件，乃至中國崛起後的兩岸交流，在 2000 年之後轉向研究性工作、兩岸三地的性議題，便不再發行《性／別教育通訊》，也沒有較新的性教育論著，對性教育的完整論述停留在 1999 年。因此，我們很難觀察這些性解放的性教育在教育現場的實踐情形，甚至完整的教材、教案。
2012 年，何春蕤發表〈反教育的青少年性教育〉，指出性教育論爭中必須面對的四個拉扯的力道：社會再生產的爭戰、親權的旁落、新型社會控制以及極端保護主義的興起。她認為，全面性教育在西方是與守貞的性教育相對，但在台灣，如勵馨基金會、展翅協會等有著宗教色彩的組織，以保護兒少為由，打造了有助於守貞教育的法律環境。69何春蕤，〈反教育的青少年性教育〉（2012.4.25），何春蕤論述資料庫。 文末，何春蕤呼應了酷兒學者林純德的批判，林純德認為，性平法中的「性霸凌」一項，禁止針對他人的性別認同、性傾向等的貶抑或攻擊，此舉將限縮那些以「娘炮」、「賤貨」來彼此嘲弄的同性戀社群文化。70林純德，〈擁抱娘炮的酷兒能動〉（2011.6.5），國際邊緣網站。
這些標舉性解放、酷兒能動的性教育，撻伐的對象不只是保守基督教的守貞觀，也對倡議性別平等、關注兒少利益的性別人權組織提出質疑。
性別學者游美惠讚許何春蕤等性解放派對開啟多元性／別之性教育的貢獻，但也指出這些論述只是口號、宣示，缺乏經驗轉化與反思，致使基層教師難以操作。此外，她認為性解放派的性教育論述，將身體抽離了社會處境，忽視女性主體在性別階序中的受害位置。71游美惠，〈身體、性別與性教育：女性主義的觀點〉，《性別教育最前線：多元文化的觀點》（台北：女書，2005），頁 143-177。
「婚家派 vs. 性解放派」、「性別平等派 vs. 性解放派」、「婚家派 vs. 性別平等派」，以下將針對台灣不同流派間對於性議題的論述，各自有哪些異同、交鋒。
- 1〈性騷擾與性教育有什麼關係？〉，《婦女新知》25（1984.3），頁 36。
